用系统思维分析能源风险
苗中泉 菅泳仿
随着全球能源转型的深入推进和国际能源地缘形势的剧烈变化，能源安全保供风险持续上升。作为全球最大的能源生产国、消费国和油气进口国，能源风险研究对我国国民经济社会的有序运行和国际影响力的稳步扩大而言，具有“牵一发而动全身”的重大意义。面对复杂局势，能源风险研究亟须高度重视情报体系建设，并以系统思维方法不断深化拓展。
扎实高效的能源情报体系是开展能源风险研究的基础。能源情报是基于海量能源数据、信息、动态的科学系统分析，是感知态势、分析本质、把握趋势的前提和基础。能源情报工作的直接目的，是确保能源风险研究中始终做到“知己知彼”，这也是一切风险研究的最初要求。
当前获取能源情报的方法很多，鉴于能源行业高度市场化、透明化的发展事实，最有效的方法有两种，一是依靠现代信息技术实现开源获取，二是依靠人力资源进行实地走访调研。
除此之外，在“己”“彼”之间，还有一个在某些情势中更具决定性，但往往被忽略的因素，即“关联场域”。大量内、外部信息或因素，只有聚合在这个“关联场域”中，才会涌现出仅仅单纯堆叠各类信息所不可能有的新变化。在最简单的理解上，“关联场域”近似于“时代特征”“体系结构”等。
这就要求对于“关联场域”的准确把握，需要研究者有更为宏阔的跨学科知识素养，有先进的人文社会科学理论水平，有更为敏锐的社会洞察力和政治领悟力，而不能仅仅满足于能源行业知识本身。
以例为鉴
自2022年俄乌冲突爆发后，全球主要产油国的总量未有根本性变化，主要油气进口国的需求也没有重大变化，但国际油气价格在短短数月之内迅速飙升且高位震荡，从欧洲到北美，再到亚太地区，能源供应紧张乃至局部能源危机此起彼伏。
其中的根本原因不在于全球能源供需两侧的总量变动，而在于国际政治核心区域的地缘权力结构突变，俄欧政治博弈的严酷算计压倒了双方能源贸易的互惠互利，国际能源贸易体系因此被严重扭曲并不断重塑。
着眼于经济社会发展转型的趋势，以系统思维和复杂系统方法对能源风险进行全面深刻的探究，是巨变时代的客观要求。
总体而言，风险研究有“还原论”和“系统论”两种方法，各有千秋、难分伯仲。穷尽可能的风险因素，对其“解剖麻雀”、逐一分解，分别提出防范和化解的思路建议，这是“还原论”。在体系总体稳健、大体沿着预定轨道有序运行时，还原论对分析和预见风险有事半功倍之效。但在“百年未有之大变局”下，不确定性、不稳定性显著上升，只注重“还原论”方法就很可能导致分析结果“只见树木、不见森林”，只看到相对狭隘的能源专业领域内的非常态因素，并依据惯性思维将其含糊地界定为“风险”乃至“危机”，而无视或忽略更广阔系统的大转型所酝酿的新变化。但很可能恰恰是这些变化，酝酿、催生了能源非常态因素，甚至在未来的某个阶段推动它们发展、壮大，跃升为能源领域的主流和常态。原本行之有效的“还原论”方法，面对新的体系性变动，反而可能导致对潜在风险的重大误判，甚至成为新发展的阻碍。
以例为鉴
19世纪中后期，以电力技术创新为代表的第二次科技革命方兴未艾，而英国以煤炭为主的能源行业尽管拥有第一次工业革命以来的产业优势和技术领军地位，但身处新的社会巨变当中，不仅未能把握行业转型的脉动，反而以“电弧灯会威胁民众健康”为由，游说政府支持煤油灯，限制电力电灯的发展，直接导致英国丧失其科技革命领先者地位，埋下“日不落帝国”衰败的种子。这是风险预见中只见一隅、不见大势的典型案例。
以复杂系统方法深化能源风险研究，可以从三个方面具体展开：一是研究构建潜在的风险场景，枚举、倒推触发该场景的各类风险要素及其发展阈值。二是探究各类风险要素之间相互影响、级联传导的机理。在一些重大场景中，很多风险因素孤立地看，都仍处于可控区间，但系统总体却表现为危机或者濒临危机的状态，其症结就在于这些阈值可控的要素相互作用，扩散、放大了系统风险的程度，出现了“1+1>2”的效果。而在另外一些场景中，可能若干风险因素已经濒临或者超出阈值，但系统总体却依然稳定有序，“消化”了单项风险冲击，呈现出“1+1<2”的后果。因此，深入的风险研究必须重视各类要素之间的级联传导机理，避免简单线性思维，警惕“分解谬误”和“合成谬误”。三是要高度重视系统中多重风险要素相互催化、相互作用而衍生出的新“后果”。其对现有系统的冲击可能超过任何已经存在的单项风险。换言之，在经济社会这一开放的复杂系统中，“风险”也大致遵循“涌现”规律，一旦超过某个临界点，系统性风险就会超出人力所能控制的范畴，而按照其固有逻辑持续演进，直到风险出清，达成新的均衡。
以例为鉴
20世纪70年代初，美元贬值压力持续上升，布雷顿森林体系瓦解在即。为预防美元贬值给美国国内能源市场造成重大冲击，美国联邦政府逐渐放弃实施于整个20世纪60年代、与稳定美元价值相配套的石油进口限制，于1972年开始大幅增加原油进口。然而长期管制政策下的美国国内石油生产商并未培育起足以与中东廉价原油有效竞争的核心能力，多数企业破产重组，行业发展持续动荡。当此之际，1973年“赎罪日战争”爆发，阿拉伯产油国通过全面削减石油出口和有选择性的出口禁运，迫使以美国为首的西方国家减少对以色列的支持，此举导致国际油价在极短时间内提高了3倍。主要石油进口国为此额外支付超过650亿美元——占当时资本主义世界生产总值的1.5%。美元危机、行业震荡和地缘冲突等多重因素叠加，导致整个资本主义世界爆发战后最大规模的经济危机，进入“滞胀”阶段。从整个20世纪70年代后半期至80年代初期，美日欧等国社会生产总利润率持续下降，通货膨胀率震荡上行，失业率居高不下。尽管各类应对举措层出不穷，但收效甚微。直到20世纪80年代，美英两国实施新的以放松管制为特征的经济自由化改革，加之中国实施改革开放，为世界生产体系带来新的巨型增量市场，资本主义世界才逐步走出危机泥潭。（作者单位：国网能源研究院有限公司）
责任编辑：余璇
来源：中国电力报
